梁越作为当代史学研究者和历史小说作家,其作品以扎实的史学功底、独特的民族视角和恢弘的叙事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本文将从创作主题、史学价值、文学特色和社会影响四个维度,系统分析梁越《西去的使节》《陆荣廷评传》《百战名将陆荣廷》及新作《隐没的战象》等著作的艺术成就与思想内涵,揭示其作品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以及如何在民族叙事中建构多元文化视角。
主题词:梁越,史学价值,文学特色,多元文化视角。
梁越史学与历史小说创作概览
壮族作家、学者梁越多年来,一直坚持以扎实的史学研究为基础,并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力,在史学与虚构中构建起一个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学世界,其作品时间跨度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到近代护法战争,地理空间从中原王朝到南方边陲,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历史叙事体系。梁越的历史小说创作始于2005年《西去的使节》的出版,这部作品一经面世便获得广泛关注,“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至今已出三个版本,历经五次印刷,总数达二十多万册”,并入选国家文化部、财政部全国送书下乡工程。
总体来说,梁越的历史写作呈现出明显的题材多样性特点。一方面是对东西方沟通史的书写,以小说《西去的使节》为代表,聚焦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东西方交流通道的伟大壮举;一方面是对中国南方民族史进行书写,如新作小说《隐没的战象》,挖掘北宋侬智高事件的历史内涵。第三,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书写,以传记文学《陆荣廷评传》《百战名将陆荣廷》等为代表,重新审视民国初年广西军政首领陆荣廷的历史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梁越的历史文学创作始终贯穿着一条民族视角的主线。作为壮族作家,他对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地位和作用有着独特理解,这使其作品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原中心史观,也区别于简单的民族主义叙事,而是试图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寻找平衡点。正如评论者指出,尽管《西去的使节》存在“扬汉贬匈之意”,但梁越对匈奴的草原文明也给予了客观评价,承认“匈奴一统北方草原,其精神支柱亦自有之”。
核心作品深度解析
梁越的每部著作都呈现出独特的题材选择和主题开掘,构成了一个多元而立体的史学与历史文学世界。这些作品不仅在时间跨度上贯穿古今,更在空间维度上纵横南北,展现出作者驾驭不同历史题材的非凡能力。
《西去的使节》作为梁越的成名作,以张骞出使西域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为叙事核心,成功再现了2100多年前东西方文明首次大规模接触的历史图景。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将个人命运置于民族交流的广阔背景中展现。小说精心塑造了张骞这一历史人物形象,不仅描写他“凿空西域”的功绩,更着重刻画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作品中“博望侯与伊吾王呼衍骨突之女可兹之柔情,与胡人甘父之友谊”等情节,展现了文明交流中的人性光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通过虚构但合理的情节,弥补了历史记载的不足,体现了作者非凡的“建构的想象力” 。
《陆荣廷评传》与《百战名将陆荣廷》构成了梁越对近代广西军政首领陆荣廷的全面解读。这两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对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而根深蒂固的看法”。梁越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和客观分析,为这位长期被污名化的地方军政首领正名,还原了其在民国初年政局中的真实作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历史人物翻案,更在于通过陆荣廷这一个案,揭示了近代中国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复杂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这两部作品“具有开创性”,其中不少篇章展现出“颠覆性的力量”,足见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影响。
《隐没的战象》作为梁越最新长篇历史小说,将目光投向北宋时期的南方民族秘史。这部50多万字的巨著以1972年大理五华楼发现的石碑记述为引子,讲述了白居易从弟白敏中后裔白和原跟随侬军征战的传奇故事。作品聚焦北宋时期的侬智高事件,揭示了这一被主流历史叙事边缘化的重大事件如何影响了东南亚的格局,也极大震撼了北宋王朝。梁越在创作谈中强调,侬智高“不仅仅是一个传说,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其起兵具有正义性,这一观点早在1962年4月2日广西日报载著名学者黄现璠文章《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到本世纪黄振南、梁庭望、白耀天、黄昌礼等一大批权威学者都有论文、专著论述。小说通过恢弘的史诗叙事,再现了千年前南方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填补了汉族中心史观的叙事空白。
梁越核心史学与历史小说著作比较
通过这四部核心作品,梁越构建了一个时空交错、多元共生的历史文学与学术版图。从西北边疆到西南边陲,从古代到近代,其创作始终聚焦于中国历史中的边缘叙事,为那些被主流历史书写忽略或贬损的人物与事件正名。这种史学立场与文学表达的有机结合,使梁越的历史小说既具有学术深度,又不失艺术感染力,形成了独特的“梁越风格”——在严谨考证基础上的历史想象力发挥,在多元视角下的文化对话追求。
创作特色与艺术成就
梁越的历史小说之所以能在当代文坛脱颖而出,源于其独特的创作方法和鲜明的艺术风格。通过分析其多部作品,我们可以梳理出一套属于梁越的历史文学创作论,这套方法论平衡了史学的严谨性与文学的想象力,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叙事美学。
史学根基与文学想象的融合是梁越创作最显著的特点。他采用“学人之眼还原历史环境”,同时又充分发挥作家“建构的想象力”,使作品既有学术厚度又有艺术高度。在《西去的使节》中,梁越“几乎是用学术的标准来织缀各类情节和线索,去收集具有真实记载的历史碎片”,同时又艺术地再现了2100多年前的社会全景——从“贵族、王侯、戍卒、贩客、驮夫”的众生相到汉匈文明碰撞的文化图景。
这种创作方法使他的小说能够克服历史题材常见的“熟悉感”问题,让已知历史重新焕发新鲜感。正如日本学者池田昭在序言中所指出的:“久远年代的历史事件因其厚重、深沉,或已经创立了令后人景仰的价值,本身就激发人们去想象它的美学本质,从而使心灵得到熏陶和震撼。”
梁越的民族叙事视角构成了其创作的另一大特色。作为壮族作家,他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命运有着天然关切,这在《隐没的战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品通过侬智高事件,揭示了北宋王朝“重北轻南的战略”如何导致南疆危机的历史过程。梁越没有简单地将侬智高塑造成反抗英雄,而是将其置于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展现其“悲苦人生”与“万丈雄心”如何交织在一起,最终引发震动北宋王朝的历史事件。这种叙事既不同于传统的汉族中心视角,也区别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是试图在更高层面实现多元一体的历史观照。即使在以汉文化为主角的《西去的使节》中,梁越也对匈奴文明给予了某种程度的客观评价和应有的尊重。
在人物塑造方面,梁越展现出非凡的功力。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无论是张骞、陆荣廷还是侬智高——都绝非简单的历史符号,而是具有复杂性格和丰富心理的立体形象。以张骞为例,梁越不仅描写其“凿空西域”的历史功绩,更通过匈奴太子自杀、使丞张顺先降后立功返汉等虚构情节,展现其人性化的一面。这种塑造方法使历史人物从冰冷的史册中走出来,成为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同样,在《陆荣廷评传》中,梁越打破了人们对军阀的刻板印象,还原了陆荣廷作为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梁越小说的叙事结构也颇具特色。他善于采用多线并行的叙述方式,将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紧密结合。《隐没的战象》以1972年发现的大理白氏碑记载为线索,引出千年前的侬智高事件。《西去的使节》则通过张骞的个人经历,折射出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碰撞与交流的宏大主题。这种结构既保证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又不失叙事的灵活性与可读性。
在语言风格上,梁越追求一种史诗般的庄重与诗意。他描写历史场景时笔触凝重,如《西去的使节》中对西域风光的描绘;叙述战争场面时气势磅礴,如汉匈战争和宋侬之战中的军事交锋;刻画人物心理时又细腻入微,如《隐没的战象》中白和原的内心挣扎。梁越的语言能够与其历史题材形成高度契合,营造出浓厚的历史氛围。
梁越的历史小说创作展现了一种平衡的艺术——在史学与文学、中心与边缘、真实与虚构、个体与时代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这种平衡使其作品既不同于戏说历史的通俗文学,也有别于枯燥乏味的学术著作,而是在两者之间开辟出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正如评论者对《西去的使节》的评价:“历史的美学本质,或是《西去的使节》一书所追求的。”这种对历史美学本质的追求,正是梁越历史小说最核心的艺术成就。
史学价值与学术影响
梁越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领域,对专业史学研究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和补充。其作品以小说、传记等形式介入历史讨论,为学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材料,甚至改变了某些历史事件的传统评价框架。这种文学与史学的跨界互动,构成了梁越创作独特价值的重要方面。
在近代史研究领域,《陆荣廷评传》的出版堪称一次学术颠覆。该作品一经出版便迅速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多次印刷,其影响力深入到了专业史学界。作品对民国初年广西军政首领陆荣廷的评价,被学界赞誉为“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梁越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和客观分析,还原了陆荣廷作为地方军政首领在民国政局中的真实作用,打破了简单贴标签的历史人物评价模式。这种修正不仅具有地方史意义,更为理解近代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视角。著作中展现出的颠覆性的力量,实际上反映了梁越对历史本质的深刻把握——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而是各种力量在特定条件下的复杂互动。
对南方民族史的研究,《隐没的战象》提供了珍贵的叙事补充。作品聚焦的北宋侬智高事件,长期以来在主流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或简单定性。梁越通过文学形式,系统呈现了这一事件的复杂面相:“北宋侬智高事件影响了东南亚的格局,也极大震撼了北宋王朝,使得北宋重北轻南的战略改变”。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揭示了这一事件的连锁反应:“侬智高率部西撤之后,由于北宋王朝自毁南方长城,南疆引来邻国大举入侵,几经折腾,丢失或割去了部分领土,整个版图金瓯有缺”。这种宏观视野的叙事,将地方性事件置于国家战略和区域格局中考察,为专业史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框架。梁越在创作谈中特别指出,侬智高起兵的正义性早有学界定论。这表明他的文学创作有着坚实的学术基础,而非简单的想象发挥。
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西去的使节》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为这一领域贡献了生动的细节想象。虽然作为小说作品,其叙事不能等同于历史事实,但其中如“博望侯携军臣单于之子於丹同归汉庭”情节,为研究者提供了传统史料之外的可能性思考。有评论者指出,作品对汉匈关系的文学化呈现本身具有启发意义,促使人们思考“匈奴一统北方草原,其精神支柱亦自有之”的历史事实。这种对游牧文明内在逻辑的承认,打破了中原中心主义的单一视角,与当代史学界强调多元互动的趋势不谋而合。作品封底引用的土耳其学者评语——“在世界所有历史中,没有一场战争能延续200年之久,除了汉朝和匈奴的战争……张骞事件是这场战争畜牧中最耀眼的一点”,更彰显了作品题材的世界历史意义,为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国际视角。
梁越作品对史学研究的启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填补叙事空白:通过文学想象补充史料不足的环节,如《西去的使节》中张骞与西域各族的交往细节。第二,挑战传统观点:如《陆荣廷评传》对民国军阀的重新评价,《隐没的战象》对侬智高事件正义性的强调。第三,提供多元视角:突破汉族中心史观,关注少数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值得注意的是,梁越的历史小说也引发了一定的学术争议。这种批评实际上反映了历史书写中如何平衡不同文明视角的永恒难题。梁越在表现汉匈关系时确实更侧重中原王朝的视角,未能充分展现“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亦是今日华夏民族之源之一”的历史连续性。这种局限部分源于史料本身的偏向性,部分也反映了作者视角的某种边界。然而,这种争议本身也具有积极意义,它促使读者和研究者思考历史书写的立场问题,以及如何构建更加包容的历史叙事。
梁越历史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们以文学形式参与了历史解释权的重构。通过《陆荣廷评传》,他改变了人们对近代军阀的认知;通过《隐没的战象》,他重申了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能动作用;通过《西去的使节》,他重新诠释了汉匈关系的文明意义。这种重构不是对历史的简单翻案,而是试图在更广阔、更复杂的视野中理解中国历史的多元构成。正如日本学者池田昭在《西去的使节》序言中所指出的,梁越追求的是“历史的美学本质”,即在真实与想象、事实与意义之间寻找平衡点。
在当代史学日益专业化、碎片化的背景下,梁越的历史小说提供了一种难得的综合视野,将具体历史事件置于长时段和广视野中考察,恢复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整体性。这种视野虽然源自文学创作,但对专业史学研究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历史不仅是冰冷的事实考证,也是对人类经验的深刻理解与诠释。梁越的作品证明,优秀的历史文学能够“给读者带来享受,给学界带来一种新的眼光”(《西去的使节》序,池田昭),这正是其史学价值的根本所在。
社会影响与读者接受
梁越的历史小说在公众阅读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作品通过多种渠道传播,触达各类读者群体,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影响力。从畅销程度到官方认可,从普通读者反馈到学术圈评价,梁越作品的接受史反映了严肃历史文学在当代社会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实现。
市场表现是衡量作品社会影响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这一点上,梁越的作品展现出罕见的持久生命力。《西去的使节》自2005年出版以来,已出三个版本,历经五次印刷,总数达二十多万册,这一数字在历史小说领域堪称佼佼者。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作品于2007年11月列入国家文化部、财政部全国送书下乡工程,这一政府行为极大地扩展了作品的传播范围,使其从商业出版领域进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接触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基层读者。这种叫好又叫座的双重成功,在当代严肃文学创作中并不多见,证明了作品在思想性与可读性之间达到了良好平衡。
作为史学专著的《陆荣廷评传》已历三次印刷,《百战名将陆荣廷》仅在当当网上的评语就有203条。 新作《隐没的战象》延续了这一成功模式,在数字阅读时代展现出强劲的传播势头。作品在起点中文网、简书、江山文学网、云上渊博等平台发布以来,便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具体表现为:在简书平台,它三次冲上阅读排行榜;而在云上渊博这一收费阅读平台,其流量更是远超同平台其他作品。最终,这部50多万字的作品还在中国作家网长篇栏目进行连载,获得了官方文学网站的高度认可。这种从商业平台到专业平台的跨越,显示了作品在不同读者群体中的广泛接受度。读者评论热烈而多元,很多读者认为应当进行影视表现,是民族影视的新IP。
来源:百越叙事 作者:公无渡河(豆瓣评论)